文案：
漢朝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中，有一篇《遊俠列傳》，記述漢代遊俠故事。如果要追溯武俠小說發展史的話，那無疑這一篇《遊俠列傳》便是最古老的武狹小說了，在其中，司馬遷賦予了‘俠’的道德原則，在聖人規定的‘君子’之度上，‘俠’更注重的是正義、血性、拔刀相助的勇氣與捨己為人的精神。在此之後，有諸多小說已具備了武俠小說的元素，最為人熟知的，要算是四大名著中的《水滸傳》。行俠仗義、打抱不平，任性自傲、無視法度，這與司馬遷的‘俠’的定義以及後來逐漸形成的武俠精神已經沒有出入。
真正意義上的武俠小說的出現，是在二十世紀初期，武俠愛好者們肯定記得當時已經有了派別之分（‘南派’和‘北派’）。其中，《江湖奇俠傳》、《荒江女俠》、《奇俠精忠傳》、《蜀山劍俠傳》、《七殺碑》等等，都是當時極具代表性的作品，為武俠小說風格上的成熟做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標註。這段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很有實力的作家，他們的作品，被後人稱為‘舊派’武俠。這一說法的提出，是為了區別於後來的‘新派’武俠——眾所周知，是以梁羽生、金庸和古龍三位名家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作品，這才是武俠小說真正風靡起來的標誌。
其實‘新派’武俠的小說作家有很大一批，但是很顯然，梁、金、古三人已先入為主了。不可否認的是，當時諸多武俠小說的作家，不論是在小說內容上還是在思想上，都與他們三位有很明顯的差距。三人中，金庸是成就最大的一位，其代表作有：“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。”每一個字代表一部作品，每部作品都讓我們高山仰止，起碼在今後許多年，也是後人無法超越的。
武俠小說發展至今，各個時期都有很多流派，各個時期也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，令人欣慰。但是若干年以後的今天，‘新派’武俠不可挽回地迎來了沒落的姿態，在電影、電視、報刊媒體等狂轟亂炸的強烈攻勢下，‘新派’武俠被瓜分得奄奄一息，開始慢慢呈現一種後繼無人的窘迫場面。
相信很多曾經深深迷戀武俠小說並一直深愛著的朋友們和我一樣，經常越俎代庖以一種憂國患民的意識為這窘迫的局面擔憂。這種憂慮伴隨著束手無策的無奈心情一直延續著，直到有一次在書店看到了江疊浪所寫的《恰同學少年》為止。準確地說，《恰同學少年》和這部暫定名為《我不是黃蓉》的小說一樣，嚴格意義上，它們並不是傳統的武俠小說，沒有刀光劍影，沒有快意恩仇，除卻了那些打打殺殺，但這並不妨礙喜好武俠小說的讀者們欣賞得津津有味。
我們從中可以看見那些活躍與經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，郭靖、黃蓉、黃藥師、老頑童，甚至丘處機等等等等，他們的個性依舊與他們當初橫行江湖時一樣的鮮明，他們活在現代社會的‘江湖’中。這樣的小說之所以受到歡迎，並不僅僅是由於他沿襲了那些經典小說中的人物及其性格，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種嶄新的姿態來適合現在社會的人，在後繼無人的武俠小說創作領域，恰恰需要這樣的小說。一方面繼承了傳統武俠中的的元素，另一方面進行了一次釜底抽薪似的大換血，將那些跟不上時代潮流的文字與思想全部重新整理。在不違背武俠小說讀者們心底對傳統武俠眷戀之情的同時，以另一種‘非傳統’的武俠迎接當代人們的新的閱讀要求。